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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跃在星广会上的指挥家和演奏家。从相辉堂到音乐厅,黄贻钧、李德伦、黄晓同、曹鹏和陈燮阳这样的指挥名家,我能近距离一睹风采;我也见到过当年并不知名、后来却活跃在国际乐坛的音乐新星。有一段时间,很多乐团在星广会演出前,会到相辉堂走台。
在相辉堂,我的偶像们亲切幽默,他们喜欢与我们互动对话,气氛轻松。有一次,李德伦率团演出,一上场就说:“大家都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,我看,文化也要现代化!”大家鼓起掌来。李德伦又说:“通过了吗?哦,通过了!”大家又是一片掌声。在演奏柴可夫斯基《第五交响曲》前,李德伦提醒道:“请大家不要在乐章之间鼓掌,特别是第四乐章中间有一个停顿,千万不要以为乐章结束了,瞎起劲! ”
说完,他又顿了顿:“不过,1950年代我在苏联指挥,他们(苏联人)也瞎起劲,也鼓掌……”大家乐了,又是噼噼啪啪的掌声,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还有一次,黄晓同率领上海歌剧院管弦乐队演出,学生主持人向他赠送校徽纪念章,大概是那时的纪念章别针设计得不合理,主持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把纪念章戴上,黄晓同得意地扯了一下西装领子,把别着纪念章的一面用力向同学们晃了晃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……
大学毕业后,我留校任教,我们一班同学各奔东西,却常会在音乐厅不期而遇,星广会成了我们每隔一周的聚会沙龙。中场休息,倚着音乐厅二楼古典式栏杆交谈,是一种欣喜,一种浪漫。那时,星广会的演出票仅一两角钱一张,一张演出说明书只要两分钱,它是囊中羞涩的爱乐者文化消费的首选。当然,也有出手大方的爱乐者。
每次星广会散场,沿着延安中路往西走,就可到达中图公司唱片门市部,那里的进口黑胶唱片,十几块一张,相当于工资的六分之一!当年,一位穿着朴素的爱乐者“出手几百块,购进《贝多芬交响曲》全套唱片”的新闻,曾经上过某报文艺版的头条。我虽没有他那样阔绰,没钱购进带立体声唱机的音响,但也咬牙买过爱不释手的唱片。